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班的同学关系很好。

月考前的历史课，老师让自习，我们在下面偷偷地玩三国杀，憋笑憋到肚子痛。

被历史老师发现后，四个人去走廊罚站，其中还有一个是班长。

突然，校长走了过来，班长急中生智——“走，咱们去窗台假装出来整理作业。”

校长走了以后，我们四个笑得趴在了地上，还不敢出声。

我们班教室后边的空地很大，大家总是喜欢在后边，打打排球、玩玩真人版植物大战僵尸。

教导主任看到我们在后边打排球，勒令警告：“等你们碰着灯的。”

怕什么来什么，就在一节自习课的下课，我们把灯打掉了。

是那种长长的管状的灯，掉了一头，在天花板上耷拉着。

班长立刻作出了应对——“你去拉窗帘，你去挡后门，你去买胶水。”

就这样，桌子上面放着凳子，凳子上边是班长，班长脑袋上套着黑色塑料袋（怕胶水滴在头上），颤颤悠悠，修好了灯——但只是虚假的繁荣，最后还是找了维修师傅。

班长去找人的时候，理由是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在上自习，突然就掉下来一头，吓我们一跳。”

关于用餐问题，学校是不允许学生点外卖、出去吃饭的。

但食堂的饭总是令人心生厌倦。

有一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，班长带头商量今晚点外卖改善一下伙食。

选了半节课，最终决定买云吞吃。

因为教导主任每天晚自习的时间，都会在能拿到外卖的固定地点抓人。所以，后半节课班长又部署了一下怎么配合着绕过教导主任，顺利拿到外卖。

过程嘛，很艰险——班长眼瞅着教导主任往外卖方向走过去，小姑娘在操场上大声“啊！！！”，给教导主任吓一跳，回头看了班长好一会。

结果嘛，很刺激——临上课五分钟拿到外卖，大家只能匆忙地当饺子吃，汤都没喝上一口。

高考放假的前一天晚上，班长组织全班开了场party——当然还包括我们的各科老师，以及政教主任。

因为我们班级比较特殊，和高一在一个楼层。导致下课我们班还在开趴，门口却站了一堆人。

后来老师说，再也没有一个班级像我们这么野，野又野得可爱。

散伙饭那天，我们哭了笑、笑了哭，喝了吐、吐了喝，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——“千万别散了啊！”

可还不到一年，我们班级的微信群就已经在我微信消息界面的最下端了——大一寒假我想找大家出来玩，结果最近的一条聊天记录是班长说元旦快乐，然后下面零零散散的几个表情回复。

那么好的友谊，说淡就淡了，难过吗？

难过吧，但其实也还好。

我冷血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有了新的朋友，而大家也有新的朋友，新的生活。

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·柯林斯提出过“互动仪式链”理论，他认为互动仪式需要四个要素：（1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；（2）对局外人设定了限制；（3）人们将其注意力放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；（4）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体验。

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每天1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，生活在同一间教室，运动会、体操表演、班级平均分等等一系列的符号都是在强调我们作为“我们”的意识。

大家一起学习、一起打排球、一起修灯、一起订外卖，分享着同样的学习的痛苦、作为美术生的艰辛以及偷偷点外卖的紧张和刺激。

那毕了业以后呢？

我们不再在一个场所（其实某种意义上，班级群是我们共同存在的赛博空间，然而其他因素不再满足）、我们没有共同聚焦的事物，自然而然也没无法再情感共振。

大家都有了新的“我们”，而彼时的我们，早已变成了被设定了限制的局外人。

这就是为什么毕了业以后班级群没人说话的原因。

但就是这样啊，一场一场的离别构成了我们的整个人生——从“你我他”到“我们”再到“你我他”。

然而，我们曾经一起有过一份记忆，这份记忆能够抵抗长大后成人之间的冗长无趣；这份记忆能够抚平寒冬酷暑时节躁动的心；最重要的是，这份记忆，永远属于“我们”。